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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持续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

坚定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持续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潘功胜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个方面核心理念，深刻回答了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加剧时代背景下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重大命题，为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地缘冲突持续演进，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抬头，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金融治理内容十分广泛，这里主要聚焦国际货币体系、跨境支付体系、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四个问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讲话精神谈一些思考和体会。一、推动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从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本质上是国家竞争力的迭代。17世纪，荷兰盾成为早期国际通用货币；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二战后，美元确立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并延续至今。国际主导货币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由一国主权货币来承担存在内在的不稳定问题。一是当主权货币国自身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发生矛盾时，主权货币国会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影响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二是主权货币国的财政和金融监管问题、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会以金融风险的形式向全球溢出，甚至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三是当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国家安全利益考量甚至战争时，国际主导货币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因存在上述问题，国际上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越来越多。过去10多年，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金融层面，相关讨论也主要是在经济金融层面。当前新一轮的讨论，更多来自地缘政治层面。这方面的讨论大致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如何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和负面影响，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的良性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过去20多年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欧元于1999年诞生，目前在国际货币的使用中仅次于美元。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货币排名中稳居前三位；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主权货币国强化政策约束，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更有效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025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美元的主导地位不确定性上升，欧元有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朝着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无论是单一主权货币还是少数几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主权货币国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强化国内财政纪律和金融监管，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2025年4月24日至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第5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等议题，重申支持强劲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期待各国尽快完成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下份额增资的国内批准程序。图为4月25日，第5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现场。中国人民银行供图第二个方向，是由一种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讨论比较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从理论上看，特别提款权能够较好地克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内在问题，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更好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职能，调节全球流动性并实施危机救助，具有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特征。但在实践上，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在政治层面上面临着国际共识和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目前市场的规模、深度、流动性不足，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需要各成员国在政治层面形成共识，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操作层面，需要优化机制安排，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在分配和发行机制上，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特别提款权主要用于危机应对，多采取一次性大额发行的方式，未来可增加常态化特别提款权发行并扩大发行规模。在使用范围上，需要积极推动私营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在国际贸易、投融资活动中广泛使用特别提款权，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提升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并建立适应大规模使用的特别提款权结算机制。二、改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依托，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国际货币体系向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促进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反过来也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近年来，传统跨境支付体系面临的问题逐渐凸显：一是传统跨境支付方式与新兴数字技术存在代差，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问题亟待改善；二是跨境支付需要协调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对此G20等国际组织专门制定了改善跨境支付的路线图；三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传统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为单边制裁工具使用，破坏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和结算方式不断涌现，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朝着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会持续增强。一是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在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在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1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二是支付系统和生态的互操作性不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延长支付系统运行时间、采用国际通用报文、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亚洲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极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三是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加速应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等发展，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也对全球金融监管和合作提出了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三、健全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行事中事后救助。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进一步强化了金融监管规则等事前防范机制。一方面，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持续完善。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增强危机救助能力，强化政策监督职能，扩大政策监督范围。在区域层面，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拉美储备基金、亚洲清迈倡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等相继建立，成为相关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在双边层面，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在危机时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新兴市场本币互换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已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不断完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发布《巴塞尔协议III》，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健性，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少数全面落实《巴塞尔协议III》的经济体之一；已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已全部达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出台并全面实施资管新规，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是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二是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取向大幅摆动并受过强的政治因素驱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全球金融监管短板。三是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展望未来，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防范与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关键路径，也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应该继续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四、完善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起步，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覆盖了国际政策协调、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成为开展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制度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发展格局变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区域性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缺乏实质性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明显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国际社会还应关注，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将本国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金融组织之上，过度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国际金融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推进治理改革，动态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升治理效率。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占比没有能够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此外，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应进一步强化经济金融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应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方加强对话与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全球治理倡议的坚定践行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积极发挥大国引领作用，务实开展全球金融治理与合作，持续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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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习近平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近年来，我们相继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及系列配套措施，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总体来看，这项任务仍很艰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不少困难和阻力。 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我们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五统一”，就是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特别是实现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制度的统一；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时，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有明确规矩，不能各行其是；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明确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把尺子量到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促进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减少资源错配和闲置浪费。“一开放”，就是持续扩大开放，实行对内对外开放联通，不搞封闭运行。落实这些基本要求，当前最急迫的是聚焦重点难点，下决心清除顽瘴痼疾。 2025年5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考察。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第一，着力整治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乱象。“内卷”重灾区，要依法依规有效治理。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实行优质优价，反对低价劣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实现市场动态出清。线上线下一体治理。第二，着力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重点整治最低价中标、以次充好、利益勾连等突出问题。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加强对中标结果的公平性审查，健全企业正常申诉渠道，完善投诉处理机制。第三，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要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清单，明确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建立健全规范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对违规行为查实后要严肃处理。第四，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提高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培育一批内外贸优质企业，开展“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第五，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修改完善招标投标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强化制度标准的刚性约束。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第六，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对违规招商引资、搞地方保护、新官不理旧账等行为，及时批评纠正，对性质恶劣的严肃追究责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抓好落实。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都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7月1日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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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5年8月15日）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为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工作中要做到：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人居品质明显提升，绿色转型深入推进，安全基础有力夯实，文化魅力充分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二、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一）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加强城市群内产业链协作，优化城市群之间产业分工和空间联系。发展壮大现代化都市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同城化发展，建立健全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促进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二）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国家批准明确的功能定位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支持超大特大城市结合实际推进制度创新。支持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支持超大特大城市布局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提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有条件的省份培育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三）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承载能力。推动中小城市结合常住人口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供给，按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适时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支持边境城镇增强稳边固边、人口集聚、安全发展能力。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四）因城施策增强城市发展动力。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智能建造，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齐短板、提高水平。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培育消费新场景。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五）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全面摸清城市房屋、设施、土地等资产资源底数。改造利用老旧厂房、低效楼宇、闲置传统商业设施等存量房屋，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加强和规范存量城市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提高运行效能。优化产权归集、整合、置换和登记政策，盘活利用存量低效用地。（六）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统筹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等资金渠道。对涉及重大安全和基本民生保障的，中央财政加大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力度，中央预算内投资予以适当补助。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强化中长期信贷供给，发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融资功能，鼓励保险、信托等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加快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七）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优化城市开放环境和服务，营造国际化城市生活空间。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承担重大外事外交活动，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落户。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一批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区域性开放节点城市。加强人居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提升世界城市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影响力。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八）系统推进“好房子”和完整社区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大力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完善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构建城市便民生活圈。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城市环境，促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九）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加强系统集成。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城市地下管线管网建设改造，因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强化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千兆光网覆盖，优化算力设施建设布局，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管理体系。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城际、城内通勤效率，完善交通枢纽换乘换装设施布局，加强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十）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水平。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加快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医养结合。健全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大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建设紧密型医联体，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因地制宜发展保障性住房。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兜牢民生底线。五、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十一）推进生产领域节能降碳。实施工业能效、水效提升行动，推广绿色低碳先进工艺技术装备。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管控，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建立重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建立工业园区集中供能体系，推动废水、余热、固废协同处置全覆盖。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加快新型建材研发应用，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十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推广节能低碳生活用品，减少一次性消费品和包装用材消耗。持续推进“光盘行动”。深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动分类网点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衔接融合。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十三）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健全城市公园和绿道网络体系，建设口袋公园，推进绿地开放共享。推动重点城市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加强城市噪声污染、餐饮油烟治理。加强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治理。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置。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建设幸福河湖、美丽河湖。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十四）加强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建立房屋安全体检、房屋安全管理资金、房屋质量安全保险等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消防能力。实施城镇预制板房屋治理改造行动和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加强群租房整治。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动重要设施、能源、水源等分布式布局，完善抗灾设防标准，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十五）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交通以及消防安全等为重点，分级、智能、精准管控重大风险源，常态化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建立企业安全生产信用评价制度，注重评价结果运用。（十六）提高城市公共卫生防控救治水平。推进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建设。加强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和传染病定点医院防治能力建设，构建分级分层分流救治体系。加强应急医疗物资储备。推进多部门、跨城市协同，强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联防联控。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十七）增强城市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谱系，健全常态化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机制。优化城市防灾减灾空间格局，增加生态屏障、隔离疏散通道，预留防灾救灾弹性空间。健全洪涝联排联调机制，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加强“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总量充足、布局合理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推进应急抢险救灾装备及物资前置储备。七、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十八）推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传承。加强对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保护，完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健全城市文化遗产普查调查制度，开展老城及其历史街区专项调查。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推动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整体保护，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依托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结合实际开展文化展示、特色商业、休闲体验等。加强文物资源保护管理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十九）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彰显中国气质、中国风范。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推动实现功能复合、密度适中、高低错落、蓝绿交织。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提升审美品位。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方针，加强建筑设计管理，推动城市建筑更好体现中华美学和时代风尚。不得大规模迁移砍伐树木、滥建文化地标、随意更改老地名。（二十）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塑造彰显文化底蕴和独特气质的城市精神。创新拓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根据实际需要完善城市文化设施。优化城市文化产品供给，创新动漫、影视、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业态，推动文化与旅游、科技、体育等融合发展。八、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二十一）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发挥好“一委一办一平台”作用，建立健全城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城市管理与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领域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科学确定执法人员配备比例标准，保障必要工作条件。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完善居民、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作用，拓宽新就业群体参与渠道。（二十二）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打造集约统一、数据融合、高效协同的城市数字底座，完善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和多场景应用，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和数字化建设。完善网格化治理机制，推进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整治提升背街小巷、房前屋后环境。（二十三）加强城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推动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用好市民服务热线，完善群众诉求响应办理机制。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加强超大社区等特殊区域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发挥好村（居）法律顾问队伍作用。健全社会安全稳定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风险动态监测预警能力。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严密防范个人极端事件。九、加强组织实施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提高领导干部城市工作能力。健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领域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增强政策协同性。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培养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各类专业人才，打造城市领域高端智库。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实施，强化协同配合，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指导。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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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等优势，强化前瞻谋划、系统布局、分业施策、开放共享、安全可控，以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领域为重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涌现一批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使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二、加快实施重点行动（一）“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1.加速科学发现进程。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加速“从0到1”重大科学发现进程。加快科学大模型建设应用，推动基础科研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打造开放共享的高质量科学数据集，提升跨模态复杂科学数据处理水平。强化人工智能跨学科牵引带动作用，推动多学科融合发展。 2.驱动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和效能提升。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研发、工程实现、产品落地一体化协同发展，加速“从1到N”技术落地和迭代突破，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支持智能化研发工具和平台推广应用，加强人工智能与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第六代移动通信（6G）等领域技术协同创新，以新的科研成果支撑场景应用落地，以新的应用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突破。 3.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协同模式转变，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拓展研究视野和观察视域。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机理，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理论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人工智能融入战略规划、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等，推动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大力发展智能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快培育一批底层架构和运行逻辑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原生企业，探索全新商业模式，催生智能原生新业态。 2.推进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联动，加快人工智能在设计、中试、生产、服务、运营全环节落地应用。着力提升全员人工智能素养与技能，推动各行业形成更多可复用的专家知识。加快工业软件创新突破，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推进工业供应链智能协同，加强自适应供需匹配。推广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工艺优化方法。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增强工业系统的智能感知与决策执行能力。 3.加快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驱动的育种体系创新，支持种植、养殖等农业领域智能应用。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提高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的智能感知、决策、控制、作业等能力，强化农机农具平台化、智能化管理。加强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管理、风险防范等领域应用，帮助农民提升生产经营能力和水平。 4.创新服务业发展新模式。加快服务业从数字赋能的互联网服务向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演进，拓展经营范围，推动现代服务业向智向新发展。探索无人服务与人工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在软件、信息、金融、商务、法律、交通、物流、商贸等领域，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广泛应用。（三）“人工智能+”消费提质 1.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培育覆盖更广、内容更丰富的智能服务业态，加快发展提效型、陪伴型等智能原生应用，支持开辟智能助理等服务新入口。加强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娱、电商、家政、物业、出行、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品质，拓展体验消费、个性消费、认知和情感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 2.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推动智能终端“万物智联”，培育智能产品生态，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打造一体化全场景覆盖的智能交互环境。加快人工智能与元宇宙、低空飞行、增材制造、脑机接口等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探索智能产品新形态。（四）“人工智能+”民生福祉 1.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作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培育发展智能代理等创新型工作形态，推动在劳动力紧缺、环境高危等岗位应用。大力支持开展人工智能技能培训，激发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和再就业活力。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评估，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减少对就业的冲击。 2.推行更富成效的学习方式。把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创新智能学伴、智能教师等人机协同教育教学新模式，推动育人从知识传授为重向能力提升为本转变，加快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构建智能化情景交互学习模式，推动开展方式更灵活、资源更丰富的自主学习。鼓励和支持全民积极学习人工智能新知识、新技术。 3.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探索推广人人可享的高水平居民健康助手，有序推动人工智能在辅助诊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等场景的应用，大幅提高基层医疗健康服务能力和效率。推动人工智能在繁荣文化生产、增强文化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中展现更大作为，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壮大文化产业。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织密人际关系、精神慰藉陪伴、养老托育助残、推进全民健身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拓展人工智能在“好房子”全生命周期的应用，积极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五）“人工智能+”治理能力 1.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新图景。有序推动市政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探索面向新一代智能终端发展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智能化水平。加快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智能普惠。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打造精准识别需求、主动规划服务、全程智能办理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加快人工智能在各类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应用，提升智能交易服务和监管水平。 2.打造安全治理多元共治新格局。推动构建面向自然人、数字人、智能机器人等多元一体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加强人工智能在安全生产监管、防灾减灾救灾、公共安全预警、社会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指挥决策、现场救援、社会动员等工作水平，增强应用人工智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网络空间治理，强化信息精准识别、态势主动研判、风险实时处置等能力。 3.共绘美丽中国生态治理新画卷。提高空天地海一体化动态感知和国土空间智慧规划水平，强化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围绕大气、水、海洋、土壤、生物等多要素生态环境系统和全国碳市场建设等，提升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测预测、模拟推演、问题处置等能力，推动构建智能协同的精准治理模式。（六）“人工智能+”全球合作 1.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打造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开放生态。深化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开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可及，强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助力各国平等参与智能化发展进程，弥合全球智能鸿沟。 2.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探索形成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深化与国际组织、专业机构等交流合作，加强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等对接协调。共同研判、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靠、可控。三、强化基础支撑能力（七）提升模型基础能力。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支持多路径技术探索和模型基础架构创新。加快研究更加高效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方法，积极推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工程创新协同发展。探索模型应用新形态，提升复杂任务处理能力，优化交互体验。建立健全模型能力评估体系，促进模型能力有效迭代提升。（八）加强数据供给创新。以应用为导向，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完善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产权和版权制度，推动公共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版权内容依法合规开放。鼓励探索基于价值贡献度的数据成本补偿、收益分成等方式，加强数据供给激励。支持发展数据标注、数据合成等技术，培育壮大数据处理和数据服务产业。（九）强化智能算力统筹。支持人工智能芯片攻坚创新与使能软件生态培育，加快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技术突破和工程落地。优化国家智算资源布局，完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充分发挥“东数西算”国家枢纽作用，加大数、算、电、网等资源协同。加强智能算力互联互通和供需匹配，创新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运营模式，鼓励发展标准化、可扩展的算力云服务，推动智能算力供给普惠易用、经济高效、绿色安全。（十）优化应用发展环境。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搭建行业应用共性平台。推动软件信息服务企业智能化转型，重构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发展“模型即服务”、“智能体即服务”等，打造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健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指引、开放度评价与激励政策，完善应用试错容错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转化与协同应用。加快重点领域人工智能标准研制，推进跨行业、跨领域、国际化标准联动。（十一）促进开源生态繁荣。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模型、工具、数据集等汇聚开放，培育优质开源项目。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开源贡献评价和激励机制，鼓励高校将开源贡献纳入学生学分认证和教师成果认定。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探索普惠高效的开源应用新模式。加快构建面向全球开放的开源技术体系和社区生态，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项目和开发工具等。（十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完善学科专业布局，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超常规构建领军人才培养新模式，强化师资力量建设，推进产教融合、跨学科培养和国际合作。完善符合人工智能人才职业属性和岗位特点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更好发挥领军人才作用，给予青年人才更大施展空间，鼓励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无人区”。支持企业规范用好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方式引才留才用才。（十三）强化政策法规保障。健全国有资本投资人工智能领域考核评价和风险监管等制度。加大人工智能领域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完善风险分担和投资退出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政府采购等政策作用。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准则等，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相关立法工作。优化人工智能相关安全评估和备案管理制度。（十四）提升安全能力水平。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防范模型的黑箱、幻觉、算法歧视等带来的风险，加强前瞻评估和监测处置，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合规、透明、可信赖。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强化政府引导、行业自律，坚持包容审慎、分类分级，加快形成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四、组织实施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人工智能+”行动全过程。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抓好贯彻落实，确保落地见效。要强化示范引领，适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要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国务院 202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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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2025年5月24日）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已建立重点排放单位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减排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为推动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碳市场，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兼顾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需要，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坚持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基本定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有计划分步骤扩大实施范围、扩展参与主体，营造更加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努力实现碳排放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内生动力，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重要支撑。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到2030年，基本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形成减排效果明显、规则体系健全、价格水平合理的碳定价机制。二、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根据行业发展状况、降碳减污贡献、数据质量基础、碳排放特征等，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二）完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建立预期明确、公开透明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行业特点、低碳转型成本等，明确市场中长期碳排放配额控制目标。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及碳排放双控要求，处理好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民生保障的关系，科学设定配额总量，逐步由强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到2027年，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平衡市场供需，增强市场稳定性和流动性。合理确定用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清缴的比例。（三）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的指导和监督管理。统筹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有关地方试点开展的碳市场。现有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要按照有关要求规范建设运行，助力区域绿色低碳转型。鼓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在扩大覆盖范围、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创新监管手段、健康有序发展碳金融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探索经验。建立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不再新建地方或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三、积极发展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四）加快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建立科学完备的方法学体系，针对可持续发展效益显著、社会期待高、社会和生态效益兼具的重点领域加快方法学开发，有效服务社会自主减排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强化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审定、实施及减排量核查等全链条管理。项目业主、审定与核查机构要恪守诚信原则，严格落实承诺事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全国碳减排资源统筹管理，规范各类自愿减排交易活动。（五）积极推动核证自愿减排量应用。倡导推动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团体等在绿色供应链管理、开展大型活动、履行社会责任、绿色低碳生活等方面，积极使用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完善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规则，提高国际认可度，积极服务有关行业企业国际履约和产品碳中和。四、着力提升碳市场活力（六）丰富交易产品。稳慎推进金融机构探索开发与碳排放权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关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规范开展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活动，拓展企业碳资产管理渠道。以全国碳市场为主体建立完善碳定价机制，充分利用全国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效的价格信号。（七）扩展交易主体。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规范开展碳质押融资业务，稳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履约主体。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逐步引入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参与交易。（八）加强市场交易监管。规范重大政策信息发布，完善市场交易风险预防预警及处置程序，开展全国碳市场价格跟踪评估，推动形成合理交易价格。加强交易行为监管，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操纵市场等行为。建立重点排放单位履约风险评估预警和管理制度，防范履约风险。加强对碳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做好金融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五、全面加强碳市场能力建设（九）完善管理体制和支撑体系。建立健全与全国碳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有利于加强统一监督管理、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管理体系。加强全国碳市场管理能力建设。推动建设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的全国碳市场管理系统、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强化服务功能，保障数据安全。（十）加强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管理。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结合全国碳市场建设，加快修订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条件成熟后转化为国家标准。实施碳排放核算分类管理，完善基于排放因子法的核算体系，探索开展基于自动监测的碳排放核算。加强碳排放关键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管理，依法进行检定或校准，制定计量技术规范，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实施重点排放单位关键参数月度存证。（十一）严格规范碳排放核查。完善重点行业核查技术规范，明确核查要点和要求，规范核查流程。推动审定核查机构严格遵循客观独立、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专业严谨的原则，对碳排放进行全面核实查证，确保审定、核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对碳排放报告持续保持高质量的重点排放单位可结合实际简化核查。（十二）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全过程监管。压实重点排放单位履行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的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建立健全碳排放数据质量内部管理制度。地方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碳排放数据日常监督管理，综合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提升监管水平。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十三）加强技术服务机构监管。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核查机构实施认证机构资质管理，明确准入条件、行为规范和退出机制。加强碳排放相关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建立违规机构清出机制。积极培育咨询服务、检验检测、审定核查等技术服务业，定期开展评估，促进第三方技术服务市场健康发展，打造更多国际性专业服务机构。推动技术服务机构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十四）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点排放单位、注册登记机构、交易机构、技术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根据有关要求及时公开排放、履约、交易、质押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建立碳市场相关数据部门共享机制。依法加强重点排放单位、技术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信用监督管理。六、加强组织实施保障（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强化对碳市场建设运行的政策支持，加强对重点排放单位的监督管理，扎实做好本地区重点排放单位配额发放、配额清缴、数据质量管理等工作。生态环境部要加强碳市场建设统筹协调、组织实施和跟踪评估，系统推进任务落地落实。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和监管指导，形成工作合力。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十六）强化政策法规支撑。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碳市场建设提供法律支撑。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相关立法研究。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机制，依法开展相关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加大对碳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联合打击力度。完善裁判规则体系，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履行碳市场行政监管职责。加强全国碳市场与绿电、绿证等市场化机制的政策协同、制度衔接。制定全国碳市场注册登记和交易收费规则。完善全国碳市场资金清算机制，提高资金清算效率。降低碳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十七）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相关碳市场机制规则制定，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公正转型。加强国际磋商和对话交流。加强碳市场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技术、方法、标准、数据国际互认。多渠道宣传我国碳市场建设做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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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关于对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宪法和党章都有明确体现，我们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文章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整体实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基础。现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十分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文章指出，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含含糊糊、拖拖拉拉，不能打折扣。一是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给予民营企业公平的发展机会，让“非禁即入”落地生根。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继续下大气力解决。二是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切实加快清欠进度。健全法律法规，强化失信惩戒。三是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类所有制企业等经营主体的违法行为，都不能规避查处。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四是认真落实各项纾困政策。提高政策精准度，实事求是，综合施策，发挥集合效应。五是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亲”和“清”本质上是干事和干净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文章指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勇担时代重任，敢作敢为、善作善成，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按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坚持诚信守法经营，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多向社会奉献爱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